【光明日報】“鳥聲”與“民生”緣何難以調和
——來自黑龍江流域濕地保護的探索與思考
黑龍江饒河烏蘇里江國家濕地公園的月亮灣濕地 光明圖片
在吉林黃泥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巡護員為中華秋沙鴨搭建人工巢。光明圖片
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在三江平原對恢復濕地進行生態監測。光明圖片
在黑龍江洪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東方白鸛利用人工招引巢繁衍生息。黨愛河攝/光明圖片
【生態聚焦】
黑龍江流域（中國部分）包括黑龍江省全境、吉林省大部分地區以及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是我國濕地的主要分布區，濕地面積約占全國濕地總面積的17.4%。一項由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牽頭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中高緯度濕地系統對氣候變化的響應研究”發現：包括黑龍江流域在內的中高緯度濕地原本就對氣候變化最為敏感且特別脆弱，在氣候變化與高強度人類活動的疊加影響下，其退化和功能喪失的速度遠超其他類型的生態系統。
目前，該區域濕地在保護與修復過程中存在哪些困難和挑戰？如何實現濕地保護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怎樣破解地塊權屬不清以及法律缺失帶來的管理和執法“疲軟”現象？針對以上問題，本報記者進行了調研式采訪。
1.流域濕地面臨人為活動威脅
位于三江平原的洪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四周被農田包圍，從空中俯瞰像一個孤島。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洪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一直致力于保護瀕危鳥類東方白鸛，通過建人工巢，每年招引300只至400只東方白鸛到此繁衍。為減少周邊農業生產對鳥類的影響，保護區特意挖了溝渠、筑了堤防加以阻隔。“早些年因農業生產，濕地的水源濃江河水系被人工挖斷。這兩年降雨充足沒有問題，可一旦遇到干旱年頭，濕地就會存在因缺水而退化的危險。”保護區工作人員不無擔憂地表示。
三江平原是我國面積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濕地，生物多樣性豐富。歷史上，三江平原的開發曾為滿足國家糧食需求、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出過重要貢獻。然而，長期的農業開墾和水利工程建設，使濕地面積逐漸萎縮，由此引發旱澇災害頻率增加，水土流失加劇。“一些水利工程的修建隔斷了自然河流與湖沼等濕地之間的天然聯系，挖溝排水使濕地干枯，導致濕地水文變化、功能下降甚至消失。”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副所長武海濤指出。
不僅三江平原，由于墾殖、放牧及修建水利工程等因素，黑龍江流域的不少濕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面積減少，功能退化。相關調查顯示，近25年來，三江平原的濕地面積喪失71%，松嫩平原的濕地面積喪失23%，現存濕地有近72%受到不同因素的威脅。“黑龍江流域濕地面積大、分布廣，濕地周邊有大量居民居住，他們所從事的耕種、放牧、漁獵等生產、生活活動，一度成為濕地保護區面臨的主要威脅。”武海濤指出。
2.從搶救性保護轉向全面保護
濕地在凈化水體、維持生態平衡、減緩氣候變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濕地生態系統更是鳥類、魚類、兩棲類野生動物的棲息地。近年來，隨著生態環境保護力度的全面加強以及人們對濕地生態功能認識的逐步深入，濕地保護與恢復開始成為共識，黑龍江流域各地區也在積極嘗試與探索不同的保護模式。
在一望無際的白雪映襯下，冬季的富錦濕地公園遼闊而壯美。“原來這里東一塊西一塊的，被開墾得四分五裂。”三環泡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劉玉江說。
2003年，黑龍江省率先在全國出臺第一部濕地法規，三江平原濕地得到搶救性保護，退耕還濕、恢復濕地資源成為其中一項重要舉措。
“一開始時最難，挨家挨戶做工作。有合法手續的，就用地塊置換方式退出；沒有合法手續的，就勸說主動退出。”劉玉江告訴記者，2014年啟動退耕還濕、濕地生態效益補償試點后，每退一畝地，中央財政給予1000元補貼。
“我那時候一坰地光修圍堰就花了2000多元，能說退就退嗎？”李長吉是濕地公園周邊民勝村的村民，雖然非常不理解，但在工作人員的反復勸說下，他還是退了地。濕地公園開放后，他受聘為工作人員，一年能收入10多萬元。
劉玉江介紹，三環泡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面積為2.7萬公頃，其中4個村莊的耕地占掉6000公頃。為鼓勵村民積極加入濕地保護工作，保護區管理局摸索出“社區共建”的路子。“保護區建設不能與村民形成對立，我們出錢給村里修路、裝路燈，改善村里的基礎設施。農閑時，周邊村民可以來濕地公園打零工賺錢補貼家用。”
黑龍江大佳河省級自然保護區毗鄰東北黑蜂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借助獨特的地理優勢，保護區管理局通過發展黑蜂產業帶動百姓脫貧致富，同時引導農民調整產業結構，在種植蜜源植物的同時逐步實現退耕還濕。
“這幾年保護區的環境越來越好，很多年看不到的花又重新出現了。”50歲的韓金鵬嘗到了養蜂的甜頭，三年下來收入達到50余萬元。看到種植蜜源植物不僅節省飼養成本，還能增加產蜜量，今年她又在自家蜂場周圍種植了360畝益母草、毛水蘇等蜜源植物。
相關統計顯示，2014年至2020年，黑龍江省累計退耕還濕49.09萬畝，占到全國的30.02%。通過退耕還濕，不僅有效擴大了濕地面積，還擴展了瀕危珍稀野生動植物的棲息繁衍空間。
今年10月，吉林莫莫格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再次迎來候鳥遷徙停歇的高峰期。初步調查顯示，莫莫格濕地的旗艦物種白鶴已經入境700余只，其中幼鳥占種群數量的13%左右。“幼鳥比例的提升對這個極危物種來說極其重要，預計白鶴種群數量將達到新高。”保護區的工作人員說。
“根據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果，我們對全省濕地進行了大排查，叫停了20余個占用濕地的項目。”吉林省林業和草原局濕地管理處處長劉壯表示，目前吉林省將濕地與藍天、碧水、黑土、青山、綠草等一道納入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內容并強力推進，“由過去的搶救性保護轉向全面保護”。
內蒙古自治區則將濕地的保護修復成效納入領導干部考評體系，實行一票否決制，對破壞濕地的行為進行嚴懲。相關數據顯示，內蒙古自治區的濕地保護率已從林木停伐時的16.77%提高至當前的52.61%。
濕地保護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為加強區域內的協調合作，2019年，黑龍江流域濕地保護網絡成立。“目前，中國已成立長江中下游濕地保護網絡、黃河流域濕地保護網絡和沿海濕地保護網絡等，這些網絡在濕地保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黑龍江流域濕地保護網絡不僅要加強流域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合作，更要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東北項目辦公室黑龍江流域項目總監劉培琦指出。
3.權屬和執法難題亟待破解
由于“退耕還濕”牽涉的耕地產權錯綜復雜、濕地權屬不清、執法難度大，人與自然爭地的矛盾未得到有效解決，濕地保護仍然困難重重。
在三江平原一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區時考慮到鳥類的覓食范圍，便將周邊區域內的鄉鎮、村屯的大量耕地劃進來，甚至在保護區核心區還有一定數量的合法耕地。這些原始耕地與保護區濕地相互交織，給濕地的保護與管理帶來不少難題。
“長期以來，當地人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為了生計往往要同動植物爭空間、搶地盤。近些年，我們也在探索如何實現人與濕地協同發展，包括加大宣傳力度、嚴格執法懲戒破壞行為等，但如果不解決百姓的生計問題，這個矛盾恐怕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吉林向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林寶慶表示。
對此，黑龍江省林業和草原局濕地管理處副處長孫志剛深有同感：“黑龍江既是資源大省，又是農業大省，同時維護著國家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但作為經濟小省，如何實現經濟發展與濕地保護之間的平衡，還需要深入研究。”
在東北林業大學教授于洪賢看來，由于歷史原因，一些濕地保護區的劃定存在不盡合理的地方，應結合當前實際對保護區的范圍進行重新調整和科學劃定。“有些保護區周邊非核心區的基本農田，可以適當調減出去，并對施用農藥和肥量予以一定限制；而對位于保護區核心區內的耕地，應加大生態補償，盡早退出。”
武海濤認為，目前我國的濕地保護投入主要來自政府，公眾保護濕地的自覺意識尚未形成，缺乏濕地保護的動力，造成了環境權益和經濟利益的沖突。他建議構建生態產業發展模式，在保護濕地的同時發展適合的生態產業，提高當地居民的收入，讓老百姓在生態保護中受益，形成“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良性循環。“同時，探索政府主導、國家投入，以及捐贈、基金等多渠道、多元化、多層次的資金投入機制，引導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濕地保護。”
記者在采訪中還了解到，有些地塊既是濕地公園，又是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存在一定的“蓋被現象”。
“我們所說的濕地，大部分指的是生態屬性方面的定義，同林地、草地不同，沒有權屬方面的概念。有些地方的濕地和其他地類重疊在一起，既是濕地又是林地、草地，就會在管理上存在很大爭議，執法時雖然有地方性的法規作為依據，但是在司法層面卻無法提供權屬證明。”劉壯強調。
“地塊權屬不清以及全國性濕地保護法律的缺失，造成基層濕地保護部門在管理和執法上的‘疲軟’，因而難以對濕地破壞行為形成有效約束力。”于洪賢補充道。
我國濕地立法起步較晚。1992年加入《濕地公約》以后，雖然多個省份相繼出臺濕地保護的地方法規，但截至目前，國內還沒有一部關于濕地的專門立法。對此，業界專家、學者紛紛呼吁，盡快制定國家層面的濕地保護法，以法律條文明確濕地的基本界定、行政管理部門職責、破壞濕地行為的懲戒邊界和執行標準，切實做到“保護濕地有法可依，破壞濕地依法嚴懲”。（本報記者 張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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